庙堂可能是民间的映射，《天堂茶话》中提到政府的宽容，您没有从基督教原罪出发谈这个问题可能是老子的思想找不到原罪的出处。而大部分中国人除非在遇到逆境求神保佑(这不是对于彼岸的思考)，很少有对于彼岸的思考。

在唐朝以前民间有尚武的习惯，权利是通过斗争得来，这一点和耶林的为权利而斗争能够相呼应。政府和民众在理想状态下是一种主仆关系，更多时候可能是一种博弈关系。而中国人似乎没有掌握政治的妥协艺术，王朝更迭频繁，大部分更迭都是生灵涂炭。政府和民众建立在一种契约关系上会比较稳定。而让对方签订对等契约的前提是实力相当。老子至少在《道德经》中没有明确指出人性的不可靠，可以说他为中国人通往神明起了一个头，终究离神明还是有一段距离。而以后的思想基本上沦为统治阶级阶级的附庸，有一个原因是中国人的急功近利和没有对于彼岸的思考。中国人在历史上吃饱的时间在整个历史进程中所占的比例并不高，对于中国人对彼岸的思考不能苛求。

中国人要走向神明秩序第一步，需要权利意识觉醒，把跪倒在权力面前的膝盖抬起来。这个难度又因为大部分人只相信今生所以跪倒在权力面前的膝盖长出了根，不信彼岸没有真勇气。解决法老秩序问题核心您也谈到了在于信仰，而中国人不顺从天道的勇气远大于不顺畅君王的勇气，怎么让中国人回归信仰似乎现在还无解。中国有舍生取义和好死不如赖活着的说法，这种价值冲突深入到大部分国人的骨髓，在是非判断面前很多国人习以为常的说法都是自相矛盾或者说是糊涂的，仔细思考这个可能与语言本身有关，李光耀曾经给中国人开出的药方是把英语作为官方语言，但邓小平没有采用。您的《天堂茶话》如再版加上阿奎那和孟德斯鸠肯能会把问题讲得更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