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初《方方武汉日记》被译成多种语言在国外迅速出版，网络哗然一片，反对的声音大大地盖过了支持的声音。在看过几篇煽动性文章后我也不理智地站起了队。作为一名对祖国未来抱着美好希冀的青年，看到这些“危害”祖国的言论时我的内心是愤懑难平的。

正当我打算提笔下场加入骂战的时候发现，自己对《武汉日记》这本书了解尚浅，缺乏理论的“刀枪”。而网络上对作家方方的攻讦大多是指责其“失实”或只对作品中的只言片语进行“复读机”式的谩骂，缺乏实质性的内容。甚至脱离作品本身，进而上升到语言人身攻击。

回到作品本身，这是一本实实在在的日记，作者方方用简单的、口语化的语言在日记中记录了自己在疫情期间的所见所闻所想，她并不是客观的，仿佛带着某种目的写下这些文字。字里行间透露出对政府疫情防控不力的怨念和不满。

其实她本不该承受这些骂名，她错就错在了，在错误的时间（国内防疫战攻坚期），错误的地点（海外）出版了这本书。

反对她的声音大多都是强调民族利益、国家主权和个人权力统一的“左派”，当然也不乏企图从中分一杯羹的眼红的同行。

她错了吗？是的，她错了。她抱怨政府在防疫初显成效时，一面大张旗鼓彰显功绩和社会正能量，一面对人民和社会遭受的苦难避而不谈，三缄其口。

仿佛苦难就是这类作家赖以为生的笔墨，她讨厌社会欣欣向荣的声音，指责政府对社会不当言论的“一刀切”。美其名曰为“时代微尘下的普通人”发声，其实就是在以作家的身份明里暗里地抱怨社会，以泄私愤。

社会更需要的是纪实性的文字，而不是一句一个“我听说”“我朋友”，这和疫情期间漫天飞舞的谣言有何区别？

她完全错了吗？也并不是。的确，社会需要不同的声音。我想起了Bilibili的马前卒工作室，他们能说、也敢说出现时制度下社会的弊端，但他们的目的是希望国家能越来越好。而方方这种夹带着私欲和私愤的言论当然会受到批评。

只有保持对不同论述的警惕，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柴静《看见》

很多人反对方方是因为他们觉得《武汉日记》是“方方递向西方资本主义的刀剑”。其实大可不必过于偏激。就我长期以来混迹在外网的所见所闻而言，《方方日记》和外网上的排华的恶臭言论比起来实在是微不足道，中国的形象也不会就因为这本书就大受损害。

外国民粹主义对中国的恶意解读已然不可调和，过度愤怒只会让那些“恨国党”自以为是、沾沾自喜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