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的另一面》读后感800字！

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和边缘型知识分子的兴起。

科举制度废除使得原来那个以士绅为首的四民社会彻底解体，新的学堂体制的输入并没有很好的重建整个权力结构，传统知识分子逐渐边缘化，而边缘知识分子得以占据这个权力真空。杨著在第五章“践履型知识分子的崛起与社会改造运动”中对民国初年知识界的权力结构进行了一番探析，并分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边缘型知识人如何占据构建自身的社会文化资本。

通过对五四前后《新青年》同人的分析可以得知当时思想文化界权势结构：以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为代表的留日学生以及同盟会前辈，他们以留日经验和反满革命职业相号召，形成了独特的身份认同；另一派则是以胡适、任鸿隽、傅斯年为代表的现代大学体制之下的文化精英，“文凭”成为了进入这个文化圈的壁垒。来自湖南乡村家庭、毕业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青年毛泽东在北大访学期间，深感难以融入“五四”核心圈子，自然也无法提出自己的文化主张。“北京之行以后，毛泽东进一步把主要精力放在了重新编织地区性的关系网络之中。”毛泽东及其湖南一师的同学成立了新民学会，唯一一个于五四运动之前成立的以青年学生为主题的社团。他们以同学身份为凭借，通过聚集自己比较熟识的地方性人物来进行社会关系网络再生产，构建自己的文化资本。

毛泽东在建立一师学友人际关系网络时，充分利用了湖南人遗留下来的地区性历史意识，他始终把湖南视为一个十分孤立的政治与文化区域，读后感www.simayi.net充分挖掘湖南先贤如清大儒王船山的经世致用思想、以及晚清湘军的尚武意识和民族精神，充分发扬省籍意识，以构建湖南人的身份认同。

身处五四边缘位置的毛泽东们通过在构建湖湘先贤的历史叙事里找到了自己重建社会资本的现实资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等身处五四边缘地带的这些青年知识分子，开始可以完全不按照五四精英圈内所规定的身份认同逻辑来确立自己的位置，而且可以凭借历史意识对自己的身份做出重新规定，来与北京的五四人物进行平等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