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梁文道“普通”的“不普通”！

梁文道的这本《读者》，让我想起了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在1925年出版的《普通读者》。伍尔芙心目中的普通读者，区别于专家与学者，“他没有那么高的教养，造物主也没有赏给他那么大的才能。他读书，是为了自己高兴，而不是为了向别人传授知识，也不是为了纠正别人的看法”。这位知名的意识流小说代表作家，也自称“普通读者”，并写下阅读文学作品的感想和意见。梁文道在自序中自称“正常读者”，并以之自许。这个提法与伍尔芙的提法有一字之差，但大体上是相近的。

梁文道说，他连硕士都没读，算不上学者，只是一个媒体人。读书于他而言首先是爱好，其次才是工作的一部分；他经常被人误认为是“读书专家”，但实际上他只想成为一名“正常读者”。他在报刊发稿，在电视台做节目，必须涉猎广泛，才能听得懂、看得懂别人在讲什么。这是起码的要求，也是正常读者应该达到的的水平。所以他说的“正常读者”，更准确地说应该是正常的传媒人、正常的评论人。

为了达到“正常水平”，梁文道每天都在读书，不读书就感觉不舒服。这种自我要求并不高，是不管干那行都应该遵守的最起码的职业伦理。这种职业伦理在香港很普通，2007年2月1日，香港特别行政区长官曾荫权在竞选连任时，打出来的口号就是“我会做好呢份工”。看似玩笑话，其背后就是认真负责的职业伦理。

反观大陆，这种责任伦理的观念却很缺乏，无论是在媒体领域，还是非媒体领域。单一的市场原则主宰了原本丰富多彩的职业伦理，在其位不谋其政的现象比比皆是。因此，对大陆的很多读者来说，倡导“正常读者”，这既是读者梁文道的普通之处，也是他的不普通之处。

读书读多了之后，难免产生读书人的傲慢与偏见。梁文道对读书的副作用有着深刻的自省：“经过这许多年，我现在算不算一个正常的读者呢？这么讲吧。我开始能够体会浮士德的悲剧，也开始明白知识、禁果与傲慢的关联了，你愈容易犯上骄傲的罪，愈容易陷入文字障所导致的我慢。”

梁文道的另一不普通之处还在于，指出了读书写作生活的另外一种可能，写作也可能是一种修行的方式。梁文道不仅在读，还在不停地写，写下自己的所思所想。他在这本书里，读后感www.simayi.net我最喜欢的一篇文章是《村上春树的另一面》。他从村上春树自1982年起每天坚持跑步至今说起，说到对作家这一角色的理解，他提出“写作就是工作”的观点。工作看似单调机械，写作应该灵气闪动，这是对写作的误解。写作除了要求才华，更要求持之以恒的训练。大多数平凡的写作者想要呵护自己的有限才能，更应该像修行一样每天都要精进，只有这样才能让自己持续维持及格的水平，熟能生巧，并有所突破。

关于写作，他在另外一本书话集《我读》中，谈马可·奥勒留皇帝的《沉思录》这本书时，提出一个今天已经荒废的写作观念，用写作来修行。这本书的原名为《给自己》，并不是写给别人看的。这本书写得有些罗嗦，在哲学观念上并没有多少新鲜之物，奥勒留皇帝每天写下一些近似人生格言的句子，第一用来提醒自己，第二是检验自己的生活是否符合这些格言，“透过这种不断的反复、重复就等于我们说背一些格言，一个教徒背经文一样，透过反复的这么背诵跟书写来约束自己来节制自己。”这也是普鲁士的菲德烈大帝、美国的前总统克林顿和中国总理温家宝都喜欢这本书的理由之一。

梁文道的《读者》的热卖，让我想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梁文道出生于1970年，与之同龄的大陆70后除了极个别作者如《三联生活周刊》的薛巍，少有人出版书评或者书话集，这意味着什么呢？难道这意味着这种题材的没落？如果说没落的话，各类书评周刊却又空前地繁多，这该如何解释?如果说是市场因素在起作用，梁文道之所以火因为他是电视明星，普通作者的书评或者书话没市场，这种解释也缺少足够的说服力，书店里经常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书评集或书话集。书评或者书话自民国起，一直是文人学者们的一大喜好，大陆的50后和60后出版的此类读物一直源源不断，为什么到了70后或者80后，却疑似嘎然而止。个中原因何在，值得我们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