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史十二讲》是历史学家黄永年（1925-2007）挑选自己过去的讲义、文章编辑而成，共有十二个专题，从武德贞观年间的政治斗争，到对于两税法的考证（经济制度），还有唐代家具与长安的饼子（社会生活），涵盖唐代诸多方面，不一而足（也不知道选这些文章的逻辑是啥）。

而我对唐朝历史发生兴趣，说来也滑稽，一则是小时候看《上下五千年》的时候，发现唐朝皇帝也姓李，就产生了莫名其妙的归属感（……），把涉及唐朝的部分多看了几遍（当然了，《李靖夜袭阴山》《狄仁杰桃李满门》《李愬雪夜下蔡州》就多看，《安禄山叛乱》《甘露事件》就少看，至于《唐王朝的末日》，当然是看了一遍就不看了）；二则是因为情节曲折场面大（并且不少电视台都播过）的电视剧《神探狄仁杰》系列（虽然那是虚构故事，而且严格来讲属于武周，但是狄仁杰毕竟心心念念的还是大唐）。而所谓兴趣也无非就是多知道几个历史故事而已。黄永年说他对唐史发生兴趣是因为21岁那年看到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论述稿》，告别了看故事看热闹的读史书方式和以君之明暗、臣之忠奸解释历史的陈腐思想观念，并且学会了如何做研究，实在是高山仰止。

这十二讲中，最能代表黄永年研究水平的我认为是武德贞观时期的政治斗争、两税法杂考、元和后期党争与宪宗之死三讲，其中提出的“唐朝实施两税法是中央为了限制地方财权”等观点敢于挑战当时的通说（例如两税法的实施，很长时间被解释为唐王朝面对人民起义作出的让步），又考据严谨，成为了新的经典论断。在史料的选择上，以传世文献（主要是两《唐书》和《资治通鉴》，此外还有《册府元龟》《唐大诏令集》等用于检索专门话题的工具书）为主，同时也使用了敦煌文书、墓志等出土文献对史书缺漏之处（例如敦煌文书提供了基层税收的真实案例，墓志则记载了对墓主人重要却没有被史官记录的信息）进行补充（黄永年另著有《唐史史料学》，本身就是史料选择上的行家里手）；在史料运用上，使用新出土史料自然容易解读出新内容，即便是流传已久的两《唐书》，也能够读出新意：例如李世民指责裴寂是“武德年间，政刑纰缪”的主要责任人，可以看出裴寂在武德年间地位重要，是李渊的心腹，但是至于裴寂是不是搞得国家制度混乱的无能之辈，结合武德年间制度在贞观年间并未大改的事实，就能知道这句话无非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下的欲加之罪；分析问题有独到的角度，例如《辛公平上仙》中从传世作品的版本入手，在同一版本的其他作品中找到“贞元”改为“元和”的实例，有力支持了他的论断。

当然，以黄永年学问之深，书中其他内容中的绝大部分即使研究强度略低，仍然是颇具水准的精品，例如《唐代家具探索》这个应西安市家具学会之邀写的作品（类似的还有应西安市烹饪学会之邀写的《说饼——唐代长安饮食探索》），写作上第一部分列举了研究需要的史料（例如敦煌壁画，唐代画作）并辨析优劣（壁画真实性没问题但画的比较粗糙；传世画作精细但可能是后人临摹并不自觉画进后世的物品），然后以有关的类书（资料性书籍，按门类特点编排以便查阅）中涉及家具的内容整理出唐代家具中坐卧起居必备的有床、榻、胡床、几和椅子几类家具，然后在后续部分以对各类壁画、史书信手拈来的姿态分别展开论述，不失为科普文中的精品。乃至于《杨贵妃和她的故事》，前言就说了是应酬之作，内容上也花了大量的篇幅去介绍杨贵妃的生平以及民间传说中杨贵妃逃到日本是不可能发生的，这种，额，不需要专业人员赘述的内容，不过其中提及马嵬驿之变的主谋，《长恨歌》的创作套路，这些内容还是值得一看的。

黄永年诚然是唐史领域的大家，不过他去世已有十三年，所选文章更是发表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甚至更早（最早的一篇是1948年他读陈寅恪文章后的读后感。读后感www.simayi.net据前言所说，陈寅恪的夫人还代陈寅恪给他写了回信。收录这篇文章大约是粉丝纪念偶像之举吧），也不是每一篇都能代表他的研究水平（杨贵妃那篇显然就不行，武则天那篇则更是当初批驳郭沫若关于武则天的谬论的作品稍加修改而成，郭沫若那篇文章水平很低，连带着这篇驳论的水平也一般），甚至于他自己反复强调的，史书中的人物评价不免偏颇，可他自己写《盛世英主唐玄宗》也免不了个人的滤镜（倒不如就事论事，改题目为唐玄宗的制度改革）。故而这本书当然不是尽善尽美，但其中体现出的治学态度，思想方法，大有可借鉴之处。

唐史之外，黄永年在本书前言中中自述的治学经历也有让人感叹之处。他入唐史研究的门就源于看陈寅恪的著作，起点很高；又能从《唐会要》这种流传已久的文献中一句“故事尝以范阳节度使为押奚契丹两蕃使，自至德后藩臣多擅封壤，朝廷优容之，俱务自完，故二蕃亦少为寇”入手，发现唐代河北藩镇有一以贯之（包括事实独立之后）的屏障作用，并纠正了陈寅恪认为西域胡人为安史主力的说法，可以说是勤学多思，能从旧书中读出新意；即便在动荡年代他也抓紧一切时间，利用文革后期“评法批儒”无意放开古代史研究的微妙契机一方面积极传授自己的学问，另一方面也整理旧作完善研究，分秒必争地投身学术。然而时代变迁总是留下一些无奈，例如不赞同当时学界对唐朝实施两税法意图的解释，这本是个学术问题，但是在六十年代的政治环境中，他却被自己的老师兼岳父童书业（研究春秋史的专家）批评为“不好好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往后还成为了他的罪状；又如权势女人武则天的功过是非，在文革中和另一个权势女人挂上了钩，大史学家郭沫若也要写一篇大失水准的所谓考据文章来凑热闹，于是黄永年也只好重申史实（并没有也不需要额外考证）来拨乱反正。

行文至此，干脆用一段看起来和历史研究毫不搭界的人说过的话结尾吧：

“在国内科幻可能遇到的种种意外中，最让人担心的就是可能出现的社会动荡......我对读者朋友说科幻是一种闲情逸致的文学，他们都不以为然，但这是事实。只有在安定的生活中，我们才可能对世界和宇宙的灾难产生兴趣和震撼，如果我们本身就生活在危机四伏的环境中，科幻不会再引起我们的兴趣。事实上，中国科幻的前三次进程中的两次，都是被社会动荡中断的，社会动荡是科幻最大的杀手。现在，平静已经延续了二十多年，感觉到在社会基层，有什么东西正在绷紧，压跨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随时都可能出现。但愿这只是一个科幻迷的忋人忧天，但愿太平盛世能延续下去，那是科幻之大幸。”（刘慈欣）

也是国之大幸。